曾经问过我的老师徐韬园教授一个问题：“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选择要从事的医学专业，你还会选精神科吗？”老师想了想说，“还是精神科吧。”同样的问题，如果你现在问我，我的答案是一样的。

　　――徐一峰

　　“2018国际临床和转化医学论坛”在上海举办之际，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我会医务分会副会长徐一峰接受了专访。

　　从苏联模式转向欧美模式

　　作为从事精神卫生医疗工作约30年的专家，您能谈谈中国精神卫生事业发展的历程吗？国外又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我1987年在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即攻读精神科研究生，此后一直在这个领域工作，见证了精神科发展的许多关键历史时刻。中国精神科的学科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三阶段。第一阶段是解放前。第一代精神病学家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第二阶段是从解放后到80年代初，做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建立以“上海模式”为代表的三级精神病防治网络。第三阶段从90年代开始至今，把临床跟研究相结合，在遗传、精神药理、影像、认知评估等方面，逐步跟欧美国家接轨。近20年来，越来越多从事神经科学的科学家加入到精神疾病研究领域，跟精神科临床医生一起做研究。

　　原来我们学习苏联模式，把精神专科医院单列出来，强调看管。但欧美不一样。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社区化运动以后，州一级的大型精神病院从减少到消失，而在社区设立了更多的精神卫生服务设施。原来长期关锁的病人，通过药物治疗，已经不需要长期待在医院里。他们能很快回归社会，回归家庭。相反，长期住院会造成患者的社会功能退化，出去完全不能适应。很显然，我们也应该改变病人的看护模式。

　　原先精神卫生行业不管是医护人员还是机构，数量都偏少。通过这20年不断发展，国家对精神卫生投入增加，软硬件都有了很大进步。和国外相比，我国的学科建设正在奋起直追，逐步缩小和国外的差距。

　　社会回归才是真正回归

　　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由此带来的个人、家庭和社会危害越来越严重。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精神疾病编码多达300多种，重性精神障碍比如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等，总患病率稳定在1%左右。但较轻的如焦虑症、强迫症、抑郁症等，患病人数的确是在增加。这跟现代社会节奏加快和压力增大，显然是有一定的联系的。我们医院的门诊量也在不断增加，去年已经达到85.9万。今年前三个月增长了8%，4月份增长了11%，5月份增长18%。

　　分析原因，除了自然增长以外，还包括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和普及，人们给予精神卫生问题更多的包容和理解。当然，也和国际诊断标准的日益规范有关：一些诊断标准的变化，将原来认为不是疾病的行为问题，归入疾病的领域。

　　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遗传度都可以达到80%左右。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环境因素，它可能都会发病，治疗以药物为主。抑郁症的遗传度只有40%，环境影响要多于生物学影响。那么依照“社会-心理-生物”模式，社会支持、心理干预对患者的帮助更大。也是基于这种模式，心理治疗师、社会工作者、职业治疗师等等新岗位也纷纷出现在精神专科领域。

　　这是全方位的帮助，让患病承担的种种社会角色如领导、教师、丈夫、父亲等等重新回到它原来的位置，真正让病人回归社会。

　　期待得到人们更多关注

　　精神卫生与精神疾病涉及基础研究、政策研究和临床应用。您对这些领域即将取得的成果有哪些期待？

　　今年3月，我们和交大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合作研发了一个治疗孤独症的VR沉浸式系统，得到社会好评。4月，物质成瘾团队赵敏教授跟司法部以及青研科技合作成功举办了治疗物质成瘾的VR系统论证会。目前我们还在研发治疗恐怖症的VR系统。在大数据方面，通过算法algorithm可以仅用普通脑电图的一个指标把正常人、高危人群和精神分裂症三组人群区分开来，区分度达到80%以上，这是靠人力阅读脑电图做不到的。

　　我们也希望很多政策能够落地。在香港，我们看到康复的精神疾病患者，能够独立经营店铺。但在大陆，这样的人就业会是大问题。社工经常带着病人辗转几家单位求职，但到最后还是被回掉。希望社会能够真正落实《精神卫生法》，以及《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营造一个更加友好的环境来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临床应用方面，我举个例子。病人长期服药始终是一个问题。国外社区病人现在比较普遍使用长效针剂，从早年的两周打一次，到后来一个月，两个月打一次。现在也有半年的，以后还要出一年一次的剂型。当然价格稍微贵些，一个月大约2000元，相比口服药可能只有几百元。但长效制剂能避免很多因为患者不服药导致的社会功能丧失，甚至是社会危害，社会效益还是很明显的。

　　在中国普及有长远的路要走

　　国内外精神类药物的基因组应用现状如何？在中国应用的前景及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

　　药物基因组学最近十年发展迅速。它的基础是药理学和基因组学，用来预测个体对药物的疗效和不良反应，可以有效地帮助个体化治疗用药。这也是我们现在提倡的理念――精准医疗。

　　以往用药，我们是根据经验选择，遇到效果不佳的，再行调整，有运气的成分在内。药物基因组学做法不同，所有的患者都先做药物基因组学检测，根据药物代谢快慢，选择增加、减少或者使用正常剂量。梅奥诊所就是这么做的，药物基因组学数据会整合入电子病历库里，然后进入CDSS临床决策支持系统。

　　药物基因组学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可以选择合适的药物，合适的剂量，而且预测不良反应。因为药物基因组学主要是检测药物代谢酶、药物转运体，以及一些特定的毒副反应的位点。我印象深刻的是，曾经有一老教授看门诊时候，给一个双相障碍病人使用了卡马西平。不巧的是，偏偏这个病人发生严重的全身性剥脱性皮炎（HLA人白细胞表面抗原，跟卡马西平、三氟拉嗪的过敏反应、剥脱性皮炎等严重不良反应有关系），经过抢救才化险为夷。如果那时候就有基因芯片事先检测，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

　　总的来说，药物基因组学检测可以缩短住院时间，用药不走弯路，减少总的治疗费用，降低药费支出。

　　不过目前基因组学的检测费用比较贵，所以我们希望医保政策能给患者提供便利。此外，临床医生在这方面的认识也有待提高。美国2010年做过一个调查，一万多个精神科医生里，只有29%在医学院接受过药物基因组学培训；只有12%医生在过去的六个月里面开过药物基因组学检测。

　　美国在药品说明书上加注药物基因组学信息的有上百种，其中精神科药物就有30多种；中国的药品说明书加上这些标注是迟早的事。将来对于不懂基因组学知识的医生，再开处方说不定就要惹上官司。

　　只不过，在中国要普及，有长远的路要走。

　　编后语

　　笔者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门诊部，看到了就诊的病人虽然不如综合性三甲医院那样高密度地摩肩接踵，人潮涌动，但也是排满了就诊大厅和走廊。就诊的人大多神态平和，年纪有老有少，有姑娘有小伙。访谈徐一峰院长后，我看到了精神专科在政策、科研和大众科普方面的成就，尤其是与新科技，人工智能大智慧的拥抱，更让我感觉到了精神专科在新时代焕发出的新活力。当“宛平南路600号”不再成为大家娱乐笑话的用语，相信那个时候的社会一定是更加的包容、开放；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也将得到了人们更多的尊敬。

　　（来源：转化医学网）